全国公安交通管理工作会议日前在上海召开，会议透露，为了保证交通道路安全，公安机关要将驾驶人严重交通违法、责任事故信息纳入个人不良征信记录。对各类失信行为驾驶人、交通安全相关企业及从业人员，实施信用分类管理，根据信用评定差异予以相应的激励、警示或惩戒（《新京报》11月9日）。

现代社会，征信体系是法治之外的一个重要治理手段，依据信用评价，使公民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面临不同的门槛，承担不同的成本，倒逼公民诚信守法，从而保障良好的社会秩序。基于征信的原理，交通违法纳入征信体系，符合社会期待。特别是我国已经步入汽车社会，但汽车文明的培育远远滞后，需要除交通执法之外的有效治理手段。由此，公安部提出将严重交通违法纳入个人不良征信记录，具有积极的导向意义。

不过，在肯定的同时还须看到，交通违法纳入征信体系的意义并不限于交通安全的治理，换言之，它并不是交通行政执法的延伸，也不完全是交通管理的辅助手段，而是将公民交通违法通过记录、评价，提供给社会组织、社会机构参考运用，社会组织、社会机构则依据相关规则，给予失信公民必要的限制。例如，失信“老赖”不能买机票、高铁票，金融机构不给贷款等等。同理，企业招聘司机，如果通过征信体系发现应聘者有严重交通违法记录的，将不予聘用；有交通不良违法记录的车辆，保险机构将适当上浮保险价格，诸如此类。

而在当下，但凡违法违信比较突出的领域，征信正在成为一只“筐”，难治的问题都往里面装。在交通违法领域同样如此，不少城市的交警部门都提出将交通违法纳入信用记录体系，但是具体什么样的违法行为应纳入、信用记录怎么评价、怎么运用，却莫衷一是。除汽车驾驶超速、闯红灯等严重违法之外，有的交警部门甚至将汽车违停、行人闯红灯等纳入，可谓“信出多门”，导致征信规则的合理性受到质疑。

交通违法入征信应加快顶层设计，而不宜放任地方无序尝试，落入辅助交通执法管理的误区。事实上，交通执法信息化这么多年的发展，已经完全实现了管理信息的全国互联互通，有驾照公民的个人交通违法纪录可以做到实时查询，具备了对接征信体系的基本条件。真正需要解决的，是两方面的机制：一是科学规范的规则，比如，交通违法记录纳入信用评价的具体行为有哪些，司机过失违法、因交通设施不合理而导致的违法，是否区别对待，交通违法信用记录适用的领域、行业以及给予惩戒的标准和限制措施分别有哪些，都要考虑进去；二是信用运用的权限，比如，公民交通信用记录以什么样方式提供给哪些对象。

完善这些机制，既需要自上而下，更需要多部门联动、社会广泛参与，依据《征信管理条例》找到对接的公约数。